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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集团和中石化都是大型国企，向来是政绩重于利润。
张超提出人民币给付完工奖，两家公司当然都不同意，但完工奖是大华额外支付的奖金，并不是合同中规定的劳务报酬，自然是大华想怎么定就怎么定，他们只能选择参与或者不参与。
说来说去，新兴集团选择了自降金额，用1比10的比例，兑换美元收入，以现在的外汇价格来算，等于降了一倍。让张超又是无奈又是好笑。
说给苏城，他却是一点都不觉得新鲜。国企对外汇的渴求，早就到变态的地步了。80年代的中石油为什么富的流油，就是因为国家施行大包干制度以后，他们能用多出来的石油换外汇，然后自己支配。这条制度一出，整个石油系统才变成以油论功绩。
改革开放10年了，虽然国家已经摆脱了外汇匮乏的困境，但也不过就是刚刚达到外汇温饱，不至于入不敷出而已。国家领导人就像是刚刚脱离了饥荒的农民，怎么敢说“粮食够了，以后会更多”的话。谁都不知道艰难的时刻什么时候来临。苏联人不可依靠，美帝国主义更是野心狼，面貌忠厚的日本鬼子也不是国际慈善家。
国家依然尽其所能的收纳外汇，以保证国际支付的顺畅，维护国内的经济秩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直到2000年以后，国家的外汇管制才有所放松，允许普通人和公司大量的兑换外汇。虽然此时的中国已经美元多到要借给美国的程度。
在1991年，美元仍然可以比人民币购买到更多的东西和服务，也是国企和民企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个年月，哪个私企老板要是有本事，能从银行或某部门弄到一批外汇几乎铁定能赚到大钱。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部分，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又何尝不是滞后的制度的落后之处。国企可以打报告申请外汇，从而赚到打钱，民企不能打报告，就找了能代替报告的人……
1比10的比例，对新兴集团来说，稍稍高于了黑市价。但这笔钱是白得的。从国企官方的角度来看，30万美元和300万人民币都很多，虽然300万人民币具有60万美元的官方牌价但写进报告里的时候，300万人民币是一句表扬，30万美元则是全系统内的赞赏。
张建军尽管是军队出身的转业干部可在追求进步的道路上，他是没有洁癖的。国内的建筑公司赚美元是相当艰难的，此时出国做工程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多在东欧国家干活，赚到的那些外汇，却是不能和硬通货相比的。
张超用了几天时间和各公司补签协议，众人皆大欢喜。继而，各公司的劳动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就是那些小的承包商拿着足额的人民币，也够舒服的了。原本就倒班工作的建筑工地，干脆是全天无休了。
除此之外，他们还不断的派人催促巴斯夫公司。毕竟他们都是些辅助公司，只有巴斯夫公司安装好设备，一期工程才算是完成。
海沧石化基地做的如火如荼外面的评论也是一日三变。
福*建地区的报刊自不必说，全是连篇的好话，哪个媒体要是登了不符合大局的内容，用不着大华告状，自有宣传部门找他们的麻烦。
但其他省市和中央的媒体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100万美元的奖金，究竟应该还是不应该，要不要这样做，几乎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讨论。
如果是20年以后，这样的讨论简直无聊。人家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用得着媒体代言吗？
但在1991年情况是不同的。媒体记者一方面号称无冕之王，用仿照普林策奖的方式做新闻，针砭时事，建言立策的念头强烈。另一方面，学习西方肆无忌惮的媒体风格的同时中国媒体是没有管束的。尤其是面对非官方的问题，宣传部懒得管文化部管不到，媒体之间的监督也形同于无。
别说讨论别人的钱怎么花的问题了，试图规范中国人行为的媒体记者满大街都是。
只是讨论应该和不应该，已经是李琳努力奋斗的结果了。
苏城只得安心受之，料想评论很快就会消失了。
诸如葛洲坝一类的事情全国轰动，总有一样能让媒体发泄过剩的精力吧。
11月很快来临。
葛洲坝工程的新闻确实铺天盖地，然而，新闻的角落里，总免不了有讨论奖励和奖金的文章，三五不时的，记者们还会联系到深交所股市，去判断苏城目前的资金数额。
深交所的股票已经涨到了18元左右，迫近历史高点。苏城购买的3亿元股份，等于凭空上涨了1.5亿。这部分资金是要公开的，也让刚刚接触到资本市场的人咋舌不已。
再加上海沧基地和台塑的关系，大华的热点持续了半个多月，苏城也不知道该哭该笑了。
会议期间，李琳也是万分无奈，说：“现在人对钱太敏感了。听说一天的完工奖就有100万美元，眼都红了，有熟悉的编辑告诉我，他们最近投稿的数量都增加了一倍，增加的全是说大华的奖励制度的，要是一篇都不发，也说不过去，所以偶尔要发表一篇……”
“这家发一篇，那家发一篇，数量就多了。”杨明接着说了一句，他每天负责整理媒体资料的，现在也痛苦非常。
“媒体评论是媒体评论，现在就怕官方介入。我们和几家公司都是签约了的。新兴集团且不说，巴斯夫公司可不好伺候。上头要是让我们修改完工奖，巴斯夫公司第一个不乐意。”钟志根补充了一句。
“实在不行，就和巴斯夫公司谈一下，换个名字吧，不要叫完工奖了，叫提前节省什么的用百分比付款。”有人提出建议。
钟志根马上摇头，道：“那不行，他们肯定会狮子大开口的。用百分比付款，最容易造成意外……”
正商量着，董事长办公室的文员，敲门拿了文件进来，并道：“有计委的同志，约苏董事长见面，周一早晨10点。”
此时，部委的约谈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请喝茶一类的见面，已经常常出现了。
张超听到计委的名字，就脸色大变。
李琳也不安的道：“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不行，我现在就回去重做安排。”
“没事，只是谈话见面而已，没什么威慑力的。”
“他们要是不拿捏着咱们，是不会谈话的。”张超满腹的危险信号。
部委约谈对企业来说，好像很紧张，确实如此，也应该紧张。但对部委本身来说同样很紧张。
中国的部委本身是没有执行权的，它可以制定政策，也可以协调部门，督促地方但归根结底，它本身的执法权很有限。
因此，如果手上没有点真货部委往往也不好进行见面谈话，以免威严扫地。
事实上，自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以后，部委约谈的名声就广而告之的烂掉了。
在此时，部委当然不会任由自己的名声受损，尤其是实力极强的计委。
苏城脑中拼命运转，开始思考应对策略。
取消完工奖？这自然不行。
完工奖决定了海沧石化基地的建设进度，而建设精度又决定了台湾工厂的进驻数量，进而又决定了海沧基地的价值……
在这样一个循环中，若非万不得已苏城是绝不会后退的。
“准备好文件，暂时不要做大的变动，等谈话后再说。”苏城对国家部委已经不再畏怯了。对现在的中国来说，一个国外油田也许只是好听，但一个石化基地就非常重要了。国企横行无忌的时候不是因为它的级别，而是因为它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苏城离开会议厅以后，还是打电话给主管工业的常务副省长，将此事告知。
年约50岁的副省长常国立正踩在人生最重要的节点上，当然不容自己省内最重要的项目受到影响。他在电话里，气宇轩昂的道：“苏董不用担心，大的方向绝对不会有变化。不管东西南北风，咬定发展不放松。你们建厂能有多快就有多快，我们省里绝对支持，关于完工奖的问题，我陪你去扯皮。”
这比苏城预想的还要舒服。
有了常务副省长的陪同，大华集团内的担心也少了许多。高官向来是政治敏锐的角色，常国立愿意陪同，就说明问题不会严重。
到了地方，负责约谈的却是一位司长。
他没有谈完工奖励的问题，开口却说道：“我听说大华有雇佣外国工人的情况？你们是用人民币支付薪酬，还是用外币支付薪酬？”
“当然是外币。”
“有向有关部门申请吗？”
“大华有存留外币的资格……”
“这是雇工问题，不是外汇问题。”计委司长抬起头来，道：“咱们国家还没有长期雇佣大量工人的情况，尤其是私人对私人，大华不是首例，规模和影响却是最大的。我们找你来，也是要谈这个问题。”
苏城这才醒悟，现在的中国企业，还没有进入到能雇佣外籍工人的程度。国内的人工要多便宜有多便宜，高技术人才也是公对公的引进，以国外的访问学者等类型居多。
让中国穷嗖嗖的研究所支付外国人薪水，估计没有几个肯做的。
苏城刚刚挖角了一批外籍工人，习惯了人员流动的巴斯夫公司还没有太大的反应，国内首先控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