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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的编撰完成，让李斯对吕不韦刮目相看。原来，吕不韦虽然是商人出身，心中也并非总是计较着利益得失的。他是真心想编一部旷古未有的大书。姑且不论书的质量如何，至少其起点高远，衷心赤诚。
单就成本和产出来看，《吕氏春秋》投入巨万，发行量却不会超过十册，而且这十册也不可能投入市场销售，只能免费赠送，核算下来，是彻头彻尾的亏本买卖。然而，这笔买卖吕不韦还是做了，而且做得心甘情愿。就算像吕不韦这样精明的商人，也懂得不是什么行业都可以产业化的道理。这个世界上，应该有比经济利润更严肃更高尚的目的。退一万步来说，在商言商，吕不韦以巨万的投资亏损，却买来了千秋万世之名，还能有比这高明的生意经吗？
作为一个非凡的政治家，其社会责任感和时空远见，决非建立在金钱的衡量之上。在李斯看来，吕不韦的所谓四大功绩，无足可道。只有《吕氏春秋》，才体现出了吕不韦的个人特色，以百世之利先一时之务，也是他异于乃至高于秦国历任相国的地方。夫为官者，往往着力于当下之政绩，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求多求快，不顾其余。如果没有头痛脚痛，那就先创造出个头痛脚痛来，总之，一定要作出些人人都能用肉眼看见的政绩来。
曾读苏轼先生所撰《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谪守潮州，治理潮州不到一年，便被调离他任。然而，就这短短不到一年的任期，却使得潮州人对韩愈感恩戴德，“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韩愈为官的魔力何在？他到底干出了些什么惊天动地的政绩来？说起来其实却简单得很，“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读着《吕氏春秋》，李斯不禁忽然想念韩非起来，不知道韩非的书作得如何了，他在韩国过得可还如意否？韩非，你我正当壮年，这世界必将属于你我。吕不韦已经老了，《吕氏春秋》将是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件大事。这个世界，永远都不缺大事发生，接下来，还有更大的事业，比《吕氏春秋》还要伟大千万倍的事业，那就是歼灭六国，统一天下，但这样的伟大事业，不会再轮到吕不韦的头上了，而是注定要完成在嬴政和我的手里。
一个人不能选择他的出生，也无法选择他所处的时代。数算五千年长河，留下的史书典籍，对后人来说，已是多得用一生都无法通览一遍。尽管如此，在中国的土地上，历朝历代都有着无数鲜活的生命和感情，一样的五谷杂粮，一样的男欢女爱，一样的悲喜情仇，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经历，却不曾在史书上占得只言片语，史官们也不曾慷慨地为他们记上哪怕随便一笔。人和人是多么的不同，既有“宁为盛世狗，不作乱世人”的无奈，也有“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激烈。对李斯而言，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他所恐惧的，便是活在一个注定平庸而无名的时代。感谢上天，让他生得不算太早，也不算太晚，刚刚好赶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将《吕氏春秋》向朝廷百官炫耀过一番之后，吕不韦又来向天下炫耀。他将《吕氏春秋》布于咸阳市门，上悬千金，无论诸侯游士宾客，凡能增损一字者，当场以千金作为奖励。很难讲，仕途失意的吕不韦，是否有借此抒发内心的愤怒失落和挑衅嫪毐及太后一党的嫌疑。
当年，商鞅变法，为了树立权威，取信于民，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宣称能将木头搬到北门者，奖励十金。老百姓都不相信有这等好事，没人敢动。于是提高赏格到五十金，终于有胆大者，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当场兑现了五十金的奖励，以明不欺。
吕不韦一向出手阔气，千金的赏格，比商鞅当年大方了数十倍。可赏越重，反而越是无人敢出手。过了一个月，还是无人响应，吕不韦这才得意地将《吕氏春秋》收回。还好，达利没有生在那个时代，像他那样的疯子，打着艺术的幌子，举火将《吕氏春秋》烧个干净，说这样改动才算最好，于是，一字千金，二十万字就是二万万金，秦国多少年的GDP，恐怕都得全给搭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