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小说网 www.qqxiaoshuo.cc,最快更新中外名家随笔精选集 !
朱海涛
在图书馆架子上放着一函书,精精致致的仿佛没有人动过。我这不安份〈分〉的人当然不会放过它,打开来,装订得极漂亮的五册。翻开,却不由得使我纳闷,满纸都是数目字,有阿拉伯字,有中国字,有黑的,也间着有红的,一格一格一行一行整整齐齐,排列得像才喊过“看齐”的集合队伍,顶上面一格却空了大半,只印着大字的年号,年数,西元等等,仿佛队伍前面站着一位大队长,两位大队副。我觉得好有趣味,研究了半天却始终没看懂,没奈何,只好捧回架去,心里想:这看不懂的天书,印得这么讲究干吗?
这年,说起来该是写论文年份了,自然不能不多翻点书。一翻书,就来了问题。譬如《明史》,打开《庄烈帝本纪》看不到三行:“八月熹宗疾大渐,召王入受遗命,丁巳即皇帝位。……”这丁巳是初几?十几?或竟是二十几?不知道!只好搁在心里纳闷,想:“学历史的又不是八字先生,哪里记得这么多丁巳?”
老师到底是有用处的,张西山先生教我们史学方法,这天谈到年月日问题,我睁大了眼睛看他变戏法,看怎么一来丁巳就已变了初三!他一声不响的检出一部书来,乖乖!就是那本我研究半天看不懂的有字天书——《中西回史日历》。三言两语的一点拨,我全懂了,敢情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作这书的人真伟大,造福于学史者真像大海里给了个指南针。从此以后:“新会陈垣”四个字深深印到了我脑中,我还记得他的书斋号作“励耘书屋”,这是刻在这书的右下角的。
离济南前,西山师告诉我到北平后最好去拜见援庵先生:“不过他架子大,不容易见到。”
我却没有去请见,可是我对他的钦仰更加深了。我见到了他著作书目的一部分,一部部全是结结实实的惹不起。我只挑着买了两本小书,一本《史讳举例》,一本校勘《元典章》后归纳写成的校书错误举例(原名忘了)。同时将他所有在北大开的课全旁听了。
这是位不长不矮,胖胖的典型身材,方方大大的脸,高高阔阔的前额,一付黑边老花眼镜,平常是不大戴的,每次讲课时,总是临时从怀里掏出来戴上,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两撇浓浓的八字胡,这八字胡带来了无限威棱。经常的穿着件黑马褂,长袍。
他在课上将二十五史从头的一一介绍,把所有有关的事件告诉我们,而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这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归纳了一个时常提到的结论:“著书要提笔三行不出错才行。”而在他的讲授中,我们发现三行不出错的著作竟然很少!
他的嘴相当利害,对于有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可是他实在已经是十分克制自己了。常对大学说:“还是不说吧,免得又得罪了人。”他对于他的同乡,梁任公先生,就是不大满意的。任公晚年颇以治史自期,但他雄才大略则有余,写出来的东西,每每是自恃才气,凭着记忆写下去,粗疏是不免的,这在援庵先生看来,不免有点不合式。他也常讲批评人是求止于至善,不一定批评者就比被批评者强。他举《东塾读书记》的骂崔东壁,说:“休因东塾讥东壁,便谓南强胜北强!”
援庵先生同时也非常幽默。当时学生运动闹得正凶,民族解放先锋队(*党外围组织)极见长的一种本事是油印一种小型传单,字迹小得几乎像蝇头,散得到处都是。这天上他的课,讲桌上,椅子上,散了不少。他如常的踏着方步进来,如常的安祥坐下,然后如常的慢腾腾的戴上那付老花眼镜,从从容容郑郑重重像披阅一件公事似的将那纸片捡起来,看了一眼,看不清,放下那纸,慢慢的说道:“这一定是年轻人干的!”全课堂的学生本就聚精会神在注意他的动作和期待他读传单的反应,听了这话,哄堂大笑。
又有一次,在研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时,讲到第二篇序的作者“宝山李保泰”(第一篇序是嘉定钱大昕作的)。他说这应该是当时一位有地位的学者,但他多少年来注意考查这位李先生事迹,却除了这篇序外得不到半点材料。有一次,琉璃厂的书商,拿了张拓片到他那里请教他。(他是北平著名的权威学者,当然不断的托书商搜罗典籍。而书商得到了一些不经见的图书,无从估定其价值,也不能不去他那里请求评定,可是如果经他一品评为珍品,那价钱可就要辣了)。他一眼就看到篇末仿佛凸出来似的有着“李保泰”三字,心中大喜,可是脸上却不动声色,淡淡的翻了翻,缓缓的说道:“不值什么!”那书商大失所望,拿回去又没用,求着他用*价收了。他绘声绘影的说完这故事,大笑,得意得很。
他论到清代三部史学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认为钱著最精,王著次之,而赵著最差。所以就将赵著作为研究的对象,专开一门课,逐字逐句的审查,寻找里面的错误。这一课虽以一书为中心,但牵涉的方面极多,尤其廿四史,翻了又翻,互相对证,有时发现不但赵瓯北错了,甚至连原书都错了,所以趣味浓厚得很。但他只注意客观的史实考订,而将所有主观的史论部分略了过去。也许是他本身在政治上受过刺激吧,每当讲到史书中“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之类的地方,常常感慨系之的说:“所以政治没有意思啊!今天是这样说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样说法!”
不过这并不是他不注意国家兴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气恶劣得很,“华北国”在酝酿之中,大家都烦闷而不安,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突突突突!”的直送入大红楼课室中来,我们要求他对时局作一个指示。他沉沉的说道:“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在这上面,他的的确确做到了报国的地步了,在他所干的部门内,不但压倒了日本人,而且赢得日本学者的衷怀钦服。
北平陷后,我曾去看他,他说:“迟早还是得走!”一转眼已是五年半了,他为着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我今夜诚心的遥祝他健康,永远保持着那超然的健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