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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深回京几天后，便开始张罗恢复太学，太学名义校长是英明神武的大汉建世皇帝陛下，执行副校长是尚书令郑深，朝中的博士和一些请来的著名学者负责教授。
太学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向来是朝廷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有汉以来，出身太学的官员数不胜数，一个朝廷官员，要是没有过太学的学习经历，简直有点说不出口。
故此，太学一出，立即引起贵族豪强的兴趣，大家都意识到，跻身于新朝廷官员阶层的机会来了。
但是一见到太学的入学条件，很多人都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
原本太学的入学条件是由朝廷规定，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子弟，或者是郡县推荐的贤良才能入学，入学之后一应学杂费都由官府供给，学生只需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即可。
可这次太学的入学居然没有条件，即不需推荐，不用选拔。只有一条硬性要求，那就是每个太学生要自己负担学杂费，交纳钱粮。
每个太学学生，入学时都需要交粮两百石，这是新生的入校费，除此之外，还需要每半年为一学期，每学期交一次学费，学费为钱十万，粮二十石。
这个招生条件一出来，一片哗然，关中士人都觉得将培养国家人才与钱粮赤裸裸地联系在一起，让人感觉太不舒服了。
可是等到见到随旨而来的一篇文才斐然，气势慑人的《太学招生赋》，便全都默然了。
这篇赋由当代赋学大家，博士冯衍所做，他先是盛赞了当今皇帝的德行，说他爱民如子，求贤若渴，亲自指示要兴太学、郡学，为国家陪养后备人才。之后又旁征博引，怀古思今，讲述了国家教书育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鼓励学子要积极入太学，多长本事，为将来的国家建设出力。
冯衍还专门就学费之事写了大段的文字，开头便是引用了论语里的话：“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说明作为圣人的孔子从来都是收学费的，官办的太学当然也需要费用。当今皇帝陛下免了天下的税赋，但依旧保护你们，为百姓创造一个太平之世，你们本来就于国家没有贡献，如今要送你们的子弟去读书，难道还要陛下出钱来养吗？再者说了，太学时平时负责教授的都是俸禄六百石的博士，太学还会请俸禄千石、两千石、一万石的朝中重臣轮流来讲课，甚至皇帝陛下都说要常去太学，与学生们交流。他们的身价一个比一个高，难道不需要高额束修吗？
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学费已经是打折优惠了，太学名额有限，过了新年就要开学了，欲报名请从速。
冯衍的赋才气逼人，说理性极强，许多人看了居然生出愧疚之感，自己真是混蛋啊，刚才居然还质疑太学收费，太学这收费很便宜了好吧！
皇帝陛下自从入长安之后，胃口已经水涨船高，有许多豪强进城贡献，都见不到皇帝一面，除非那些出手豪阔的大手笔，才能偶然引起陛下的注意，如一个茂陵的张姓豪强，宰牛担羊，带着家兵，拉着粮食，奉钱数百万，又走了杨延寿的门路，才算是入了皇帝的眼，为自己的儿子弄到了一个比三百石的郎中位置。
现在不是在郑县的时候了，六石粮六丈布就能让家中子弟成为皇帝的羽林郎，如今的羽林郎价码涨了十倍百倍，要想进去光有钱不够，必须还要有门路。
因此，这太学生虽然不是官员，仅仅是个国家的人才库，便让许多土豪动了心，毕竟这里面的教授至少一半是朝廷命官，学生们入学之后能得到最好的教育，甚至有机会接触高官，更有甚者，有可能还会见到陛下，若是入了陛下青眼，入朝为官，对家族的好处是极大的。
这么好的事还不需要走门路，交钱就上，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价格贵吗？一点也不！
于是，太学的报名工作就是意想之中的火爆了，没几天的功夫，就报了上千人，一时骡马车辆络绎不绝，纷纷向长安城运送粮食，各地学生的报名粮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的官仓之中。
等到开学时，太学已招收新生三千余人，京兆长安附近大大小小的豪强，凡是经济实力足够的，几乎都把子弟送了过来，有的一家送了好几个子弟，足足带了一个车队来长安上学。
这一次招生让皇帝陛下的官仓之中增加了几十万石粮食。而郡里也有样学样，陆续建立郡学，当然学费比起太学低了许多，不过也使郡中府库充实了不少。
这是皇帝与郑深研究制定的教育致富的路径，与小皇帝在郑县招兵的路数如出一辙，充分利用了世人望子成龙的心理，狠狠地宰了学生家长一刀。
除了教育致富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充实府库的法子，如赐建石阙，也受到豪强的欢迎，朝廷鼓励民间向朝廷捐献钱粮，如捐献达到一定的数量，便授予其“高贤”称号，以后郡县长官每年要定期上门拜访慰问，并且由官府授权其建造石阙，以表彰其为国贡献的功绩，使之传于后世。
如果贡献的粮食达到一千五百石，皇帝陛下会亲自下旨，赐其建造石阙，相当于勒石记功。
与此同时，民间自行建造石阙的行为被禁止，这种旌表的方式被官方垄断，需要官府授权方可施行。
这种方式极其受大商巨贾的欢迎，商人在汉朝地位低下，虽然家资巨万，但是社会地位并不高，时常遭到官府的歧视，赐建石阙法一出台，便有许多大商向朝廷捐献，金额巨万，都受到皇帝亲自赐建石阙，赐号“高贤”。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
京兆杜陵豪强陈太公，有良田数百顷，家资巨万，听说了赐建石阙法，嗤之以鼻，说道：“这不过是朝廷敛财之法，一个石阙有什么用？”
面对其儿子要入太学的请求，陈太公也不置可否，说道：“家中自有名师，足够教授尔等，花费不足太学学费之一成，何必非要入太学读书？”
他的儿子们当面不敢顶撞，背后却都偷偷地叫他“老榆木疙瘩”。
陈太公凭经商致巨富，有头脑，擅算计，自认绝不会被皇帝和官府的花招骗到。
他每天只在自己家的豪宅之中养尊处优，丝毫不为外界风波所动。
直到有一天，听到家人议论，说是邻村的高太公，因为捐献了五百石粮，得到郡中赐建石阙，尊其为“高贤”。
当天县令亲自登门慰问，官差来了不少，有锣鼓队吹吹打打，好不热闹，村中的里正也跟着脸上有光，对高太公愈发看重，这时县令说了句话：“既然贵地有高太公这样的高贤，何不索性改名为高村，这名称流之后世，使后人皆知高氏世代为本地之高贤大德。”
县令发话了，里正立即附合，当即将其所住之村命名为高村，高氏一个原本的商户竟好像成了当地名门，每日上门拜访之人络绎不绝。
高太公一见，觉得这事也不错，说道：“莫不如我再多捐些钱粮，将这乡更名为高乡，岂不更好？”
众人一听齐声附和，高太公便准备钱粮，又要贡献。
陈太公听了这事，突然一改往日的淡定上，拍案大怒道：“想那高家，从前不过是我家的伙计，背主单干，挣了些钱，此时竟如此嚣张，竟要骑到旧主家头上去？这好好的乡为什么非要叫高乡？要改也该叫陈乡！”
陈太公当即去寻乡三老理论，乡三老说人家出了钱，他也没有法子，唯一的法子是陈太公也出钱粮，两人较量一下，这个乡的名称由他们贡献多寡来定。
高太公已有了高村，对于高乡是有则更好，无则也可接受，陈太公却是势在必得，当即表示要捐献粮食两千石，条件只有一个：将这乡改名为陈乡。
当时各乡都在推行捐献，互相攀比，县令也以各乡捐献来称量乡里的政绩，乡三老正为比不过别的乡而烦恼，听陈太公一说，当即大喜，立刻应承下来。
两千石粮食虽然不少，对于家资巨万的陈太公来说，却也不是件了不得的事，他家的田都是亩产五石以上的良田，光地里每年的产出就不下两千石，何况他家的主业是经商。
没几天的功夫，陈太公准备好了粮食，一直接入长安城，交到府库，京兆尹亲自登了陈家的门，称其为“高贤”，并带来皇帝的圣旨，为陈太公赐建石阙，并将乡名改为陈乡。
陈太公心里别提有多痛快，虽然花了许多钱粮，可钱粮就是用来花的，留着也吃不了喝不了，还不如物尽其用，为他们陈家搏取更高的社会地位。
石阙建成后，陈太公又准备钱粮，要送他的两个儿子进入太学学习。
“你们去了不要逃学，莫要玩闹，要好好读书，争取得陛下青睐，做皇帝的贴身近臣，将来飞黄腾达，那么我们陈家就当真要改头换面了。”
两个儿子点头称是，带着父亲的殷殷嘱托，赶着粮车进了长安城，开始了他们的太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