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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京城的银杏从绿转黄，随着秋风飘落。银杏树下的芳草地，也被厚厚鹅黄色银杏树叶覆盖。在钓鱼台附近有一座豪宅，围墙以铸铁栅栏组成，东南西北四个门都有北洋新军的卫兵把守，不时还有背着枪的士兵在外面巡逻。李经述统一中国之后，容闳、严复、梁启超等人就日夜住在这里，修订联邦共和国的宪法。
这种开万世之太平的重要事情，容闳、严复、梁启超等人很是激动，夜以继日工作，一点也不觉得累。其中一间大会议室，宅子内摆设富丽堂皇，地面铺着棕色地毯，红漆雕花的门窗，墙上挂着装裱的梅花画卷，争奇斗艳，气势不凡，是专门集体讨论的地方。
那天，容闳、严复、梁启超等人正在为宪法内容争论，比如建国纪念日，容闳偏向于十月一日作为国庆日，十月雨少，对全国人民来说，正好庆祝。严复说定在一月一日元旦较好，这样让国民熟悉新历法。梁启超则建议把孔子的诞辰，也就是9月28日作为国庆日，以团结当时大多数读书识字的乡绅，建立第二共和国。
李经述那天去看望容闳等人，说：“建国之日，越早越好，9月28日挺好，跟十月一日也差不了几天，就这么定了。”
众人一商议，就定下了9月28日的国庆日，国民在这一天放假庆祝。
谈到宪法修订，李经述要求，新宪法必须有中国的特色：“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制度。在中国如果马上建立泰西一样的政府，唯一的结局就是失败！”
梁启超也深以为然，问李经述的想法。李经述说：“宪法修订完成后，中国应当成为人民民主的共和制国家，总统为国家元首和国家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内阁总理行使行政权，组织责任内阁，总统对内阁具有一票否决权。全国设置省和自治区，各省政府主席由总统提名任命。此外，总统还拥有外交权、宣战权、请和权、赦免权、颁赏荣誉权和签署极刑权。”
容闳说：“这些都没有问题。不过国家立法权应由参政院行使。”
梁启超说：“你的意思是总统还要受制于参政院？我觉得总统应该有权召开参政院，宣布休会以及在特殊情况下解散参政院。”
容闳说：“当参政院休会但国家出现紧急情况，比如发生战争，需要国家立即采取行动时，总统是有权颁布拥有法律效率的法令。而和平时期，在全国县级以上的行政地区设立法院和警察局，行使司法权。国家行政单位行使行政权，公务人员一律由国家组织考试，择优录取。”
李经述表示同意容闳的意见。容闳接着提出，“国民还应该拥有人权、私有财产权、居住权、贸易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李经述点点头，说：“你们修订的宪法，还要规定改革军队、促进商业贸易、实行全民教育，这是中国国家发展的三个百年大计，全国还要制定新的民法和刑法。晚清的法律，很不健全。”
容闳表示：“这个我们正在抓紧时间。国歌和国旗呢？”
李经述道：“国家的国旗和国歌因为老百姓都熟悉了，仍沿用第一共和国的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国歌仍然选用张謇写的那首昆仑词。”
过了半个月，共和国一部新的宪法和法律就送到了李经述的案头，他翻开一看，尽管这部共和国的新宪法还有诸多缺陷，但毕竟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比以前的封建法律要高级得多。
在九月的建国大会上，经过充分协商，新宪法获得通过，李经述正式当选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在850名参众议员中，李经述获得707票，超过三分之二，李经述将选举结果迅速照会驻华外交代表机构，获得英国、美国、德国、巴西、法国等二十国的认可。
另外，在大会上，容闳当选参政院院长，刘坤一和张之洞当选副总统，王文韶当选众议院院长，到北京就职。中央政府成立中央军委和中央银行，收回了各地的军权和货币的发行权。湖北和湖南两省，由张之洞的儿子张权当省主席，湖北新军予以保留；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由刘坤一的儿子刘能纪管理；贵州、新疆由王文韶的儿子王庆桢当两省主席；这七个省为自治省，新疆、蒙古、西藏为自治区，是李经述和张之洞等人商议后，各地上交军权和货币权的交换条件。
李经述当选总统后，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步蟾为海军总长，提名盛宣怀为内阁总理，盛宣怀很快组织了“人才内阁”：
财政总长：席家栋
内务总长：谭嗣同
司法总长：梁启超
交通总长：詹天佑
教育总长：严复
农工总长：张謇
海关总长：赫德
外交总长：伍廷芳
李经述认为此内阁的人都不错，予以比准，提交参政院批准。
李经述总统还任命了各省的省长，为了节约政府资金，先期实行的是军政府，一人往往兼着两三个省的省长，称为主席，搞军政合一，比如徐世昌为东北三省的主席，负责军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兼直隶、山东省主席；冯国璋为陕西、山西省主席，曹锟为甘肃、青海省主席，黎元洪为四川省省长，张勋为云南省省长，王士珍为广东和广西省主席，刘铭传为台湾省、福建省主席等。
为了表示第二共和国的革新意志，庆祝第二共和国的成立，李经述下令，废除满清遗留的各种酷刑，全国实行大赦，除了犯杀头重罪的囚犯，其他一律释放回乡；在农历新年到来之前，全体国民必须剪掉辫子；恢复汉服。
为了给国民做表率，李经述决定在宣誓就职典礼前，就把辫子减掉。这条“独家新闻”，经由《华报》披露，《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重量级的海外媒体纷纷转载，一时成为要闻趣闻，政府的留洋人士和公务人员最新响应号召，于是大部分城里人都排队剪辫子，理发师开始忙碌起来，从早到晚，从十月忙到年底，只有张勋所管辖的云南省效果不佳。
在容闳的努力下，参政院还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妇女裹足。因为这是不人道的，裹足一般在女孩子三四岁就开始了，传统守旧的父母会用厚厚的裹脚布将她们的双足裹住，大脚趾被压迫，其余四个脚趾则被强制弯曲到脚底，走路吃力，很容易照成小腿肌肉萎缩，造成的残疾无法补救。
就在四海沸腾，李经述忙于筹划建国大业时，朱帝象在日本青龙会的资助下，派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等十名复明党员，以和日本人一起开的照相馆为掩护，组建暗杀团，每人携带毛瑟枪一支、炸弹一枚，进北京城暗杀李经述，要“借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
在北京什刹海旁，有一座甘水桥。李经述每天去总统府，都要经过这里。甘水桥三面环水，潺潺流水。小石桥旁，都是粗壮的银杏树，适合隐藏。树旁还有一座两层的传统老楼，挂着“三顺茶馆”的牌子，张光培作为暗杀组组长，觉得这里是最佳的爆炸地点。
那天深夜，一轮如圆盘的明月在“三顺茶馆”的上空渐渐东移，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三人在甘水桥的东侧挖土埋炸药，他们挥舞着铁锹，挥汗如雨，冷不防，一光着膀子、穿着灰色马褂的中年人在桥上将他们的罪恶行径尽收眼底，此人就是准备捉奸的车夫张二狗。
张二狗当年四十岁，他在什刹海附近辛辛苦苦拉了二十年人力车，终于攒够了钱，从窑子里买了一个年长色衰的三十岁姑娘翠花当媳妇，不想，她的老婆才跟了他一年，耐不住寂寞，就又跑去跟别的男人厮混。
那晚张二狗的媳妇翠花三天没回家，他正流着眼泪，黑灯瞎火四处找媳妇，刚好碰到黄之萌三人三更半夜在桥下鬼鬼祟祟挖土，就猜他们不是好人，张二狗虽然只是一个底层车夫，但他不傻，知道碰到了坏人要赶紧报告军警。
北京城的十来个军警赶来，黄之萌正提着裤子在桥边解手，为首的军警掏出手枪，断喝一声：“统统不许动！”
黄之萌见事情败露，裤子都没穿好，撒腿就跑。军警拔枪射击，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来不及带走炸弹，拔枪还击，“砰砰”的枪声在甘水桥的夜空响起，很快，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三人被逮捕。
驻守京城的冯国璋听说此事后，大怒，一看炸弹都是日本制造的，还是军用炸药，知道是非小可，亲自审问，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身上被浇上辣椒水，被辫子抽得皮开肉绽，就是不肯招供。
冯国璋此时并不知道他们有刺杀李经述的计划，打累了，就叫士兵把三人拖出去枪毙了，然后去跟李经述报告“京城出现了日本炸弹”，建议加强总统的护卫工作，李经述同意了他的方案。
八月十六日上午，尘雾笼罩了整个北京城，李经述的马车经过东华门，刚走过丁字街的门口，张光培等七人突然从路旁的一个茶馆冲出来，扔了一颗炸弹，“砰”的爆炸了。
李经述的马车跑得快，炸弹炸起的尘土沾到了马车的轱辘上，接着，马车一个拐弯，调转了车头，停在了他们面前，张光培等人正在惊愕，李经述的马车布帘子被掀开了，冯国璋坐在里面，马车里还架着一挺飞龙重机枪，冯国璋怒目圆睁，开始“砰砰砰”开机枪扫射他们，枪管一会就热得烫手，总统卫队管带袁金标也带着亲兵开枪，张光培七人的身体当场被打成筛孔。
后来，冯国璋在张光培的尸体上，发现了“守真照相馆”的腰牌，顺藤摸瓜，将这隐藏在北京的日本特务窝点扫除。张二狗获得政府表彰，获得重奖三百两白银，他的媳妇翠花又主动回来了。
而复明党刺杀总统的案件一出，世界震惊！李经述听到冯国璋的汇报，大怒，宣布日商以后要在中国经商，必须先到中国外交部门登记，通过严格审查。然后，李经述出示复明党勾结日本青龙会的证据，宣布复明党为非法组织，在中国境内永久取缔，并要求日本政府马上引渡朱帝象，否者中国将再次派北洋舰队炮轰东京！
李经述宣布永久取缔复明党后，国内一些复明党控制的报纸借机污蔑李经述是在破坏宪法中的结社自由，说李经述是“独夫民贼”。有些受日本人资助的报纸还攻击李经述的私生活，比如北京《中国报》头版的一篇文章说：“我们希望具有一个崇高道德理念的总统，但李经述总统的私人生活是国家道德的耻辱，他本人就有两位夫人，而且他的手下很多都有三妻四妾，他并不觉得这一道德体系有什么不对。”
在总统府的办公室，当内务总长谭嗣同拿着一叠这样的报纸跟李经述汇报时，李经述一笑了之，道：“吃饭说话，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权力，那些读书人，吃饱了饭，闲着没事发发牢骚，不用太紧张。”
谭嗣同说：“要是单纯文人发发牢骚，我也就不来打扰总统了。这段日子，各地的报纸都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言论，肆意诋諆总统和席氏家族的联姻是政商勾结，任命席家栋为财政总长是收了席家的贿赂，说中国找泰西各国的借款大部分都落入了你私人的腰包，说我们的政府是万恶政府。”
李经述深知言论自由的好处，容雪从泰西给他带回来的书里，就有“观点的自由市场”理论：这是英国政论家、文学家弥尔顿在1644年《论出版自由》中提出的。弥尔顿认为，真理是通过各种意见、观点之间自由辩论和竞争获得的，而非权力赐予的，必须允许各种思想、言论、价值观在社会上自由的流行，如同一个自由市场一样，才能让人们在比较和鉴别中认识真理。英国哲学家密尔在《论自由》中指出：“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是一种谬误”。他听了谭嗣同的报告，叹了一口气道：“新闻不是要报道真相吗？”
谭嗣同道：“这些个书生，大都只有良心而已，哪有真相？现在全国的报纸一千多家，大都道听途说。捏造新闻，谣言满天飞，什么样吸引眼球，就怎么写。有很多报纸倡言无忌。淆惑观听，则是有意煽惑人心，妨害秩序，法律具在，断难宽容。”
李经述听了谭嗣同的话，陷入了沉思，有言论自由的国家，民主也极有可能是脆弱的。政府内阁频繁更替，议会里拳脚相向，如果这样的“言论自由”若不依法限制，发生在有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发生在一个有三万万农民，大多数人还吃不饱饭的中国，实足扰乱大局。李鸿章的君主立宪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纵容了报纸的言论自由，结果很多人都误以为李鸿章要称帝。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稳定政治，发展经济。现在，对于一个95%的人口还是文盲的国家，民生显然要比民主更重要一些。他决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即便后人会误解，吹毛求疵，还是先义无反顾地集权，发展经济！
于是，李经述给谭嗣同签发了一道总统令，凡是鼓吹“二次武装暴动”、“袒护逆党复明党”、“煽惑国民”的报纸，一律封杀报馆，停止出版，相关报纸的主编和记者，下放到各地农村住牛棚，和贫困的农民一起同劳动，体验生活，改造思想。
这一下子更不得了，像捅了马蜂窝，不少人私下称李经述比李鸿章更狠，是一个大独裁者。李经述收到风声，一笑了之，心想：“独裁就独裁吧，要干大事，不独裁点哪行呢？得先有独裁，后有民主呀！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