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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的通讯兵和孤儿，人手一块石膏石板，早早等着琪琪格老师。他们会打蒙文旗语，却不会写。
贾道士围着通讯兵直转悠，嘴里念叨着，“你们要敬字！可不敢在石板上写字！”
孙一白他一眼，大声说道，“贾道士你紧张什么！他们写的是蒙古拼音，不是字！你过来，我有事找你。”
贾道士长出一口气，“番字自然不能算字，大家小心就好。”，说罢一溜烟离开通讯兵。
自从电生磁毁了贾道士的三观，他一直都在怀疑自己以前信奉的那些圣人语录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就拿眼前的通讯兵用石板练字来说，在石板上写字肯定是不敬。可是不用石板难道铁木营供得起纸吗？供不起纸难道就不让通讯兵和孩子们识字吗？宋时欧阳修小时家里穷置办不起笔墨，欧阳修就用芦杆在沙地练字，是不敬吗？古人题书墙壁，是不敬吗？孔圣人相传少时在他兄长的肚子上写字，是不敬吗？
自己见到有人不敬字，如果自己不开口阻拦，便是自己的罪过。如今自己已然劝阻过，力德尔爷又说写的乃是番字，贾道士乐得解脱。
孙一把贾道士叫过来跟自己一起研究用蒙文字母拼写汉语。一是省得贾道士添乱，二是这几天孙一尝试用蒙文字母拼写汉语，遇到了不少问题，真的需要一位本时空的人帮助。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文特有的声调，后世流行的四声注音，在明朝并不适用。
以陕西话为例。孙一所熟悉的后世普通话，同明朝陕西话之间存在简单的声调对应关系。比如
普通话发阴平（一声调）的，陕西话都念轻声；
普通话发阳平（二声调）的，陕西话仍读阳平；
普通话发上声（三声调）的，陕西话发去声；
普通话发去声（四声调）的，陕西话发阴平；
普通话的妈、麻、马、骂，在陕西话里读成吗、麻、骂，妈。
但是陕西话本身没有上声（三声调），所以听起来格外生硬。
类似的转声调规律也存在于山西话，但是山西话还大量存在一种后世已经消失的入声调。入声在孙一听来，就是以短促的p、b、t、d、k、g、h结尾的音。比如后世的“越南”一词的英文“Vietnam”，第一个音“Viet”中的t音，就象被吃掉了一样。
铁木营里的明朝人除了说陕西话和山西话，有时他们之间还会说一种即象河南话又象南京话的“官话”。官话不仅存在入声，还存在一种尖尖的团音。
因为发现了这些规律，孙一很快就学会了用陕西话同明朝人无障碍交流，但是对于四声调注音的方法孙一就更没有信心。
有意思的是，孙一还发现无论用陕西话、山西话读古代诗词，都有一种强烈的抑扬顿挫的感觉，用普通话读就不伦不类。
孙一便用普通话朗读了几首唐宋诗词，请贾道士点评发音。
贾道士一针见血的指出，力德尔爷的家乡话——“普通话”，不仅有地方的发音造成不押韵，还彻底失去了诗词中的平仄对应！
押韵孙一明白。
平仄用通俗的话说，平声就是后世的一声调和二声调，仄声就是其余的声调。平声读起来轻缓，仄声读起来重疾，形成了中文特有的顿挫感，古代的诗词歌赋甚至人名，对平仄都很注重。
比如五言绝句，一定是
平平仄仄平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贾道士摇头晃脑把孙一的唐宋诗词用陕西话背诵一遍，换成明朝官话又背一遍。最后总结：“爷你听听，无论是方言和官话，都有平仄的韵味！”
孙一信服了，怪不得后世有人说普通话是“满清”化的语言，并不适合中文。
贾道士建议，如果注音调的话，不要拘泥于方言细节，大可只表明平仄即可。孙一给贾道士点了一个赞，声调问题一下子变简单了，不注明的就是平声，在原音上加个点就是仄声。
第二个问题，就是蒙语的字母太少，清浊辅音不分，“啊呃”不分。比如蒙语中“塔达特德”的拼写都是一样的。
由于蒙语有自己独特的发音规律，只要熟悉蒙文就不会念错，但是这种清浊不分推广到汉语就一定会出错。
这就要求孙一对现有的字母予以扩展，难点是字母写法的制定，要求同现有蒙语保持一致。这样即使不识新字母，按老蒙文的念法读出来也不致于错得离谱。
孙一充分调动了贾道士的积极性，忽悠他这是和仓颉造字同样伟大的功绩。贾道士兴奋地满脸通红，在孙一汉语拼音、国际音标的系统知识指导下，贾道士信心满满地推出了“狼山拼音”1.0版本。
琪琪格课间休息的时候，孙一和贾道士向大家介绍了狼山拼音。
大家一下子来了兴趣，用蒙文毕竟只能拼写蒙语，连自己的汉语名字都拼不出来。
这给了孙一检验狼山拼音的机会。他立刻发现，完善拼音的工作量不是一星半点。口语方言中存在着大量他根本想不到的现象。
比如大量的陕西话是以后鼻音开始的。陕西话的睡觉盖的“被子”，发音类似英语的“bill”，居然是以L结尾的。
山西话经常加一个“哥”的音在单字前面，比如“地方”说成“圪瘩”，蹲下说成“圪蹴”，虽然可以硬写成两个字，实际口语中的感觉其实是一个字。更离谱的是，山西话居然还有吸气的音。
孙一败下阵来。
他让贾道士和琪琪格加上一些蒙语好的通讯兵，组成一个小组以夷制夷，由这个小组裁决特殊发音的拼音。
小组成员被孙一忽悠地雄心万丈，要求力德尔爷立刻马上把新拼音的代码订下来。
这个倒不难。孙一在制定通讯体系时，采用的就是分层设计。孙一把新扩展的辅音字母规定成数字，分散到70，80，90三个组；又规定60开头的元音组的最后一个数字69代表平仄，当一个元音后出现一个69就表示这个音是仄声。
旗语从1到9的表示方法通讯兵早已烂熟，他们立刻开始试着用旗语拼读各种汉语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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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与情节无关，不感兴趣的读者可跳过）
明清官话
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京话是怎么形成的？明清皇帝上朝时说北京话吗？
其实，真正北京话的历史并不长，普通话的历史则更短。
中国国土广阔，各地均有方言，为交流、行政、管理等需要，四千年前夏代便产生了“雅言”，不同时代的“雅言”均不一样，特别是晋代、宋代两次衣冠南渡，变化尤多，但原则上都以中原伊洛地区方言为标准，比如金代的北京人，就以洛阳读书音为正音。
元代北京成了首都，但官方场合所用仍是中原口音，只是与本地方言有所结合，形成了大都话。朱元璋灭元后，各地移民大量入京，大都话渐式微，由于河北移入人口较多，故北京民间方言以河北口音为主，而官方则使用“雅言”，即河南官话。到朱棣迁都北京，江淮官话对北京方言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朝传教士利玛窦在给欧洲同僚的信件中描述：“中国十五省都使用同样的文字，但是各省的语言不通。还有一种通用的语言，我们可以称它为宫廷和法庭的语言，因为它通用于各省法庭和官场。”
他还在回忆录中说道：“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会中是不说的。学会了官话，可以在各省使用，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
清入关后，前期和中期上朝均用满洲话，汉臣必须学习满语，但民间则出现了旗下话、土话、官话三者杂糅的趋势，北京话正是这三者结合的产物，北京话音调高，即受东北话影响，此外很多方言来自东北土话。
清中期，清宫上朝一律改用北京话。1728年，雍正设“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话，规定读书人听不懂北京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童生不得考秀才。虽然推广力度甚大，但各地敷衍推诿，到嘉庆时，“正音书馆”纷纷关闭。
北京话在入声消失后又派入了现代四个声调，造成了平仄混乱，严重影响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以北京话为母语的人，若想写传统诗词将十分辛苦。所以形成了一个格局：北京口语音和北京读书音。
一直到民国初年，老北京读书人并不用市面上的北京口语音读书，而是采用北京读书音。其特点在于，所有的入声字都读成短促的去声，韵母上也模仿南支官话。
现代北京话还保留了一些读书音痕迹。北京话的部分多音字，如“剥”皮——“剥”削，“择”菜——选“择”，家“雀”——孔“雀”，后一个读音正是源于文读。
只会北京口语音并不能获得读书人的认同。著名学者傅斯年在北京学了一口京片子，却被家人指责在说“老妈子的话”。祖籍常州，生在北方的赵元任幼时虽然家里口头说北京话，读书却要求用常州话。一次，赵家请的北方先生教把入声字“毓”读成了去声，赵父大惊失色，旋即将其辞退。
清末民初确立的老国音，就是北京读书音基础上的修改版本。
民国时，教育界提出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未获批准。最终由各省代表投票，确定了《国音常用字汇》，即成国语。
解放后，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