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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砚军发现，自己已经欲罢不能的爱上了落井下石这种“卑鄙”的伎俩。比如这一次，在畑俊六和冈村宁次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
就在畑俊六和冈村宁次还在为损失的几千日军而黯然伤神的时候，两天以后，更重磅的消息传了出来。《大公报》、《文汇报》、《新华日报》疙瘩新闻媒体，都用最大的篇幅刊发了头条新闻——侵华日军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在中国战场上悍然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致使中**民遭受重大伤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舆论一出，举世哗然。日本政府和日军顿时成了残暴不仁、野蛮凶残的形象代言人。不仅中国政府强烈谴责抗议，要求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面制裁，美、英、法等国也在忙着谴责日军，日本竭力想要拉拢和靠近的盟国——纳粹德国、意大利等国，这个时候迫于舆论压力，也只能是暂时明哲保身，宣布日军的行为是不人道的，两国要和日本“保持适当的距离”，就连向来钢板一块、水泼不进的日本国内，这个时候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不少人认为，虽然日军需要不断的胜利，但是应该采取正大光明的手段，以彰显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武威和天皇陛下的圣眷。如果单纯的只是用杀戮来威慑中国人的话，恐怕只会激起更多的反抗，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畑俊六和冈村宁次早就预料到，一旦使用毒气弹的事情曝光，肯定会把侵华日军乃至整个日本都推倒风口浪尖上，只是他们对情况的预料还是过于乐观了。现在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日本人的笑话，同时也在观望着，看看呗放在烧红了的铁板上煎熬的日军，会怎样收拾这场残局。
畑俊六和冈村宁次焦头烂额的时候，古砚军和血刃的队员们，正悠哉悠哉的坐在从上海返回武汉的客轮上。几天以前，经过接近一个月的转战，这个经历了无数次战斗的小队，终于秘密潜入了大上海。现在的上海，各方面势力鱼龙混杂、盘根错节，鸠占鹊巢的日伪政权、租界里面的欧美各国势力、国民政府撤退时留下的秘密组织、延安政权积蓄和发展的地下力量，还有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帮派......各方势力在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上博弈、角力。
整个上海，就一个字——乱！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谁也不敢保证，今天还风光无比的某个人或者某个组织，还能够看到第二天的日出。
不过，古砚军所看重的，恰恰是这个“乱”字。在各种势力的对决中，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血刃小队，绝对是力量最薄弱的那一方。和这些势力哪一方正面对决，都是稳输不赢的结果。既然如此，索性就把水彻底搅浑，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绪，看不清自己下一步的真正意图所在。自己在浑水中等着摸鱼就是了。
上海陷落前，国民政府撤退之前留下了不少的暗桩，军统在上海也建立的临时的秘密联络点。但是现在，对于这些暗桩，古砚军一个也不敢相信。谁知道经过这么久的斗争考验，这些人里面有没有变节通敌的？自己贸然找上门去的话，对方给自己设个圈套，那可就彻底完蛋了。
至于那些地下组织，古砚军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自己初来上海，现在又挂着一个国民革命军少将的军衔，和北方局的关系虽然近一些，但是和南方局的关系却是一般。自己这么贸然的找上门去求人家帮忙，难免显得冒昧了，能否得到真心的帮助也很难说。综合考虑之下，古砚军果断的放弃了这个念头。
琢磨来琢磨去，古砚军也没有找到个万全之策。手里头攥着日军暴行的铁证，却难以昭告天下，这让他郁闷的不得了。想想还在日军铁蹄下苦苦挣扎反抗的同胞，更是让他心急如焚。以为在这里耽搁的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都有自己的国人在受难、牺牲。
就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一个名字忽然闪过了他的脑海。当初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运筹帷幄的情报工作。第五战区的情报工作，当时甚至超越了中统、军统、蓝衣社等专职的特务情报机构，更是将国民政府国防部的情报部门毙的满地找牙。以致于后来国防部收到了最新的情报，都要找第五战区情报部门来验证真伪。
第五战区的情报工作之所以能如此出类拔萃，和一个人绝对有极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隐藏在日军高层，级别最高的间谍——夏文运！
夏文运（1906～1978）字承尧，化名何益之。出生于金州老虎山会大朱家屯。
1913年入老虎山第一普通学堂，1917年考入关东州公学堂南金书院高等科，1919年考入旅顺师范学堂。毕业后，由于各科全优，得满铁公费于1925年考入日本广岛高师。1932年3月，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后回到大连。因其学历过人，日语甚好，被日军看重，于同年担任侵华日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和知鹰二的随身翻译。1931年至1936年，中国处于军阀混战时期，与蒋介石对立的广东和广西二省均处于半独立状态。侵华日军利用中国当时的分裂局面，煽动地方势力派李宗仁同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抗，遂派出各色人物去广州游说李宗仁。和知鹰二多次与李宗仁会谈，夏文运担任谈话翻译。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夏为人正派，年轻热情，为搞清夏何以甘心事敌，曾秘约夏到私邸倾谈，问夏：“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残破，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服务无动于衷吗？”夏经此一问，顿时泪下，当即向李表示：“如有机会替祖国报效，万死不辞！”李见他语出诚挚，便与他私下约定，让夏做其秘密情报人员，刺探日方机密。夏当即允诺，并谢绝任何报酬。
1934年至1935年，夏文运将“日本派大批人员到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国家活动”的情报向李报告。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少壮派军人土肥原等人得势，侵华战争规模逐日扩大，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夏文运得到和知鹰二（反对侵华，属北进派）庇护，在沦陷区行动自由，搜集日方许多重要军事情报，通过设在上海法租界一位日籍友人寓内的秘密电台发出。中国第五战区情报科以专用电台接收，专用密码译出。1937年12月，夏文运提供情报：日军占领南京后，即派其第13师团从津浦线北上作战。李得此情报，即令桂军第31军空心退却，诱敌深入，待敌窜至淮河北岸，再加以堵截，并令李品仙等第11集团军在津浦铁路两侧夹攻，制敌于淮河以南，使日军不能会合作战。1938年2月，夏又密报李：日军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所部，从胶济路南进蒙阴、沂水等地。李宗仁料定板垣将进攻临沂，因此命令庞炳勋推近临沂阻敌，又调张自忠部驰援庞部，导致板垣师团终不能与矶谷廉价的第10师团会合，从而使中**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此战役歼敌2万余众，矶谷师团的主力被彻底歼灭。1939年4月，夏又从上海发来密电，详细报告日军扫荡五战区的战略及兵力部署情报。据此，李下定决心，巧妙布阵，率部苦战月余，终于击溃进犯之敌，毙敌5000余人。1940年12月，夏到日本东京参加庆祝日本开国二千六百年纪念会，乘机搜集日本国内情报。回国后，夏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详细密报了搜集到的日本国内政治、经济情报。
李宗仁对夏文运提供的情报在价值及迅速、准确方面甚是钦佩，称其情报在抗战初期“是独一无二”。国民政府军司令部多次来电嘉奖五战区情报科。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感慨写道：“何君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的爱国之士，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夏文运因间谍嫌疑，险遭日方特务逮捕，被迫逃往山西太原，与李宗仁的情报联系从此中断。夏在太原先后任伪《新民报》社社长，1943年至1945年4月任伪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1946年夏在北平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并移交山西省高等法院审判。期间，民国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函复山西省高等法院检察处称：“伪建设厅厅长夏文运罪行无案可稽”。1947年，夏经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保释出狱，1948年回上海定居。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上海军管会将夏文运逮捕，不久即释放。50年代初，夏去香港，转而去日本与日本妻、子定居东京，曾任日本东京铁道株式会社嘱托。退休后，经营料理店为生。1967年，曾以日文出版《黄麈万丈》一书，书中只字不提为李宗仁密送情报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