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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严厉处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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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如此动怒,由来有自:在肃顺的折子中写得很清楚,经过项进的供述,除了案情真相大白之外,更有项进与福济等人上下勾结,赂遗遍及山东各府道衙门、在皇帝的手谕下达之后,福济心中虽不以为然,却也心下惴惴,于是知会臬司衙门的官人,白天无妨,到了晚间,尽可以眼睁眼闭,含糊了事——这也就是为什么项进等人能够熬得过第一次十天之期的缘故。

    这份飞章报上的奏折经过高人的运笔,文字故意做得很浅显,立意却相当深远,在把破获案情经过写得有临场之感之外,文字一转,开始对福济等山东上下官员颟顸愚钝的形容也都勾勒了出来,接下来他写:“福济自道员起擢藩司,不二年即抚鲁省,外间众口一词,皆谓定郡王载铨荐之于前、保之于后。福济资浅分疏,误采虚声,遽登荐牍,犹可言也,载铨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一省刑名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徇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

    “奴才仰见宸谟明断,尽义极仁。伏念该王、大臣等仰荷圣恩,倚畀既专且久,乃办事则初无实效,用人则徒采虚声,律以负恩误国之条,罪奚止此?定郡王昧于知人,暗于料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更且疆事方殷而朝局骤变,他族逼处,更虑有以测我之深浅,于目前大局殊有关系。奴才愚昧之见,恭折沥陈,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表面山看起来肃顺在折子中大言载铨尚有可取之处,但是随同奏折一起封奏的还有载铨多年来和福济的通信,书札、连同福济的日记中记载的内容,却适足以更大的激起皇帝心中的怒火

    在来往书札和福济的日记中,有确凿记载,载铨除了大肆收受贿赂之外,于朝政更多有悖逆之言:“‘奴才在山东按察使司福济府中搜查,查出账册三本,其中累累明示,该员赂遍山东上下官员,便是朝中宗室,也无不受其馈赠,其中尤以定郡王为尊。账册中载明: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二,福济派人携白银九千九百两上京,恭贺定郡王寿诞之喜’。”

    “‘……据定郡王交代来人称:皇上虽励志振作,然年幼少知,便是有一腔热血,也难抵朝中群情粥粥,想来不过一年半载,必当改弦易辙,全然恢复旧貌矣。故而转告福济,不必为皇上整肃吏治而惊惶失措,万事有我,大可放心’。”

    看到这里,皇帝把奏折合上,后面的内容也毋须再阅看下去,载铨莠言,尚且罢了,又有福济这般的疆臣如此逢迎,权臣之势已然欺主——这是任何上者所不能容忍的只是在这一刻,皇帝便硬起心肠,做出了最后的决断:“六福?”

    “奴才在。”六福退出去用净水把脸上的血渍洗净,赶忙又步入暖阁:“万岁爷?”

    “传军机处。把定王也叫来。”

    “喳。”

    军机处几个人进到暖阁吗,行礼以毕,皇帝却没有任何的交代,等了片刻,载铨在暖阁的门口唱名而入:“奴才载铨,恭请皇上圣安。”

    “载铨,”待他在自己面前跪倒,皇帝劈头问道:“山东省按察使司福济,是你保荐的吧?”

    载铨心中害怕,伏地奏答:“是。奴才不敢有所隐瞒,福济是奴才府中的奴才,不过奴才平日里看他办事老成,尚勘使用,故而在先皇面前保举,外放为官。”

    之前载铨保荐的人多了。不但是府中看着有些能力的的奴才,经他推荐出外为官,就是那些全无联系的,只要肯于使银子贿赂,也无不成为他的门下人,或者外放,或者内用。福济自从崔荆南之事事发之后,知道朝廷不会轻易放过,特别派人送了两万两银子到定郡王府,请求疏通遮掩,总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上,即使做不到,也求能够派遣一名肯于圆通之人派往山东调查此事。

    不过皇帝没有理睬他的进言,改为派肃顺赴山东查案,载铨便深知不好肃顺是非常记仇的人,道光三十年中的一场彼此杯葛,到今天终于有了他报复的机会,所以在任命下达之后,他先一步派人携带自己的亲笔书信赴山东,交给福济。内中把自己和肃顺不睦的经过讲述一遍,又要求他妥善处置,告诫他:项进、刘文明之流已不可护持,现今要务以保全自己的身家为重,自己无事,将来总还有一份可以相见的余地,若是连他也被折了进去,肃顺借题发挥,小事也变成大事了。

    好死不死,这封私通外臣的书信竟然也落到了肃顺的手里?皇帝最恨内廷勾结外臣,将自己玩弄于鼓掌之上,穆彰阿、陈孚恩之流殷鉴不远,一念至此,载铨更加害怕了:“皇上圣明烛照……奴才,奴才……”

    “朕为人最是公平,登基之初便有明诏晓谕天下,有功者赏,有过者罚。载铨身为宗人府令,是朕身边近人,崔荆南之事发,他明明知道福济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却全无一言以进,不但如此,更且以书信知会福济等人,暗通消息,意图蒙蔽过关。”他顿了一下,看向跪在地上的载铨:“载铨,朕说的这些,可是实情?”

    “……皇上,奴才,奴才。”

    看他吓得几不成句,皇帝不屑的撇撇嘴,满面厌恨之色:“朕当年曾经和你说过,‘朕知道你家业甚大,仆从也很多,当然,每月的开销也很大。不过,希望你能够清白做人,万万不可以有什么贪墨之念,’”他说:“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说的吗?”

    时间过去良久,载铨早就记不得了,支支吾吾的张开了嘴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不记得了?朕还记得。你当时说的是:‘奴才一定记住皇上的教诲,不敢有片刻或忘’。”说到这里,皇帝一把抓起御案上的奏章,大声斥道:“话说得真漂亮,你的作为呢?看看肃顺上的折子是怎么说的?‘奴才在山东按察使司福济府中搜查,查出账册三本,其中累累明示,该员赂遍山东上下官员,便是朝中宗室,也无不受其馈赠,其中尤以定郡王为尊。账册中载明:咸丰元年七月二十二,福济派人携白银九千九百两上京,恭贺定郡王寿诞之喜’。”

    “‘……据定郡王交代来人称:皇上虽励志振作,然年幼少知,便是有一腔热血,也难抵朝中群情粥粥,想来不过一年半载,必当改弦易辙,全然恢复旧貌矣。故而转告福济,不必为皇上整肃吏治而惊惶失措,万事有我,大可放心’。”

    “载铨,你私通外员,言语之中多次辱及朕躬,你自己说说,你这是什么罪名?嗯?”

    赛尚阿和贾祯都听得傻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肃顺呈上的奏折中竟然有这样的文字。旁的不提,只是这最后的几句话,便坐实了载铨大不敬的罪名。想来能够落得个人头落地已经算是祖上有德了

    念诵了几句,皇帝放下了奏折,他的表情这一会儿变得很奇怪,倒像是载铨所担罪衍全然于己无关一般的谈笑处置,“载铨,肃顺引述的这番话,可有虚妄?”

    “奴才,奴才。”

    “彭蕴章,拟旨”皇帝突然提高了嗓门:“载铨自朕践祚以来,行为怪悖,令人愤恚,虽经朕数次训诫,仍无改悔之意;更暗中沟通外员,于朝政大放厥词之外,尚有辱及朕躬之处多多。至于上至内阁,下至部院,随事请托行径,自轻自贱如此,必至**而后已。着立即拔翎摘顶,送交刑部会勘”

    “奴才领旨,谢恩”

    这一边有御前侍卫快步进到阁中,取过载铨的凉帽,将翎管上插着的花翎取下,押着他出门而去。

    赛尚阿和贾祯等人跪在一边,等到载铨给带了出去,贾祯看皇帝的脸色有点难看,揣摩了一番,说道:“定郡王此番自招罪衍,本是他德行不修所致,正可谓是咎由自取,皇上也不必为他忧烦圣怀了。”

    “忧伤圣怀?”皇帝冷笑着双腿落地,“凭他也配吗?朕和他宗室情谊早已断绝,他于朕,便如同陌路之人相仿,朕也会为他这样的人忧伤吗?”

    “皇上圣明。臣等愚钝不可及也。”

    “朕上一次简派肃顺赴山东查案之前,还把他招至御前,对他说:福济是定郡王保举的,你此番赴省查案,要秉持一颗公心,和福济会同办案,不可有轻慢之意。现在想来,嘿”皇帝猛的一摆手:“刑部?”

    分管刑部的周祖培膝行了半步:“臣在。”

    “山东一案事关重大,那个叫崔福的仆人,着押至崔荆南灵前绞杀而死,并剖心献祭,以慰崔荆南在天之灵。项进、刘文明、广阿布等人也不必等到秋后,旨意下发到省,立刻斩立决于闹市之前。泰安知府田书元以失察之罪撤职,押解到京中待堪;福济为人阴险,为一己之私,罔顾法纪,于朕简派大员赴省查案之时百般推搪阻拦,事发之后仍无半分悔改,处绞立决。旨到由肃顺监刑。还有景廉,身为一省之长,不能勤慎办公,一味偏听人言,致酿成如此巨案,而彼犹梦梦不知,可谓无用废物,不但不能胜任封疆,亦何堪忝列朝绅?着将景廉发往乌鲁木齐效力,以赎罪衍。”

    “最后,”他说:“山东省上至藩司,下至胥吏,统统罚俸一年。省下来的银子用来赈济百姓。”他说一句,周祖培碰头答应一句,直到都说完了,皇帝站住了脚步:“你们议一议,还有什么?”

    “皇上,崔荆南为国奔劳,为奸徒所害,朝廷照例是要旌表的?”

    “大大旌表”皇帝大声说道:“崔荆南咸丰元年翰詹大考,朕于引见时,以道员分发山东,该员公忠体国,孤身入省,既不肯与项进,赵光之流同流合污,更且能够于不能入手处入手,将莱芜,平阴两县冒赈贪墨之事一体查清,实为能员干才表率。此番在山东为奸徒所害,朕于怜惜之外,更觉惋惜。着吏部,恤恩加巡抚衔,在四川原籍,山东办差两县设立专祠,以示褒慰。另外,朕还要亲自做悯忠诗排律三十韵,为崔荆南阐扬幽郁。廷寄四川巡抚,让他采集碑碣石料,量定高宽丈尺奏明,再将朕所做之诗发往摹刻。”

    “皇上圣意如煌,表扬孤忠,想来崔荆南、其遗属家人,也当感恩。”

    “就这样,等一会儿拟旨来看。朕有点乏了,你们跪安吧。”

    退值出去,刑部和军机处开始忙碌了起来,周祖培是管部的大臣,找来刑部尚书赵光,让他约见刑部秋审司八名总办——俗称八大圣人的司员,实际上是七个人,其中一个的林拱枢丁忧未归——一起商议,以言语之中有大不敬言论,勾结外官,随事请托,罪名却是‘干扰朝政、贪贿乱法’,拟定的刑罚是斩监候。

    拟定的罪名照例要加重,这是为了给皇帝留下减刑的空间——以为恩出自上——上报到御前,已经是下午,皇帝连夜在刑部报上的拟罪的条陈上批了一段话:“朕于口谕中有载铨有大不敬事由,并言语羞辱朕躬之处多多,谕旨如此明确,而刑部‘瞻顾寅谊,党同徇庇’,置口谕于不顾,只置他贪墨受贿之罪,拟罪之人轻重不分,贪贿之罪不重,重的是大不敬罪名,却置若罔闻,以图解救,身为大臣,是何心肠?

    然后,皇帝的笔锋一转,开始做起了刑部司员的文章,说他们有意援引轻比,殊不知却正是在加重载铨的罪名。是不是和载铨有仇,‘故意轻拟,激成重辟?’他又说,‘尔等果有如此伎俩,又岂能逃朕之洞鉴?’

    皇帝是有意借载铨的人头生事,所以在这一份手谕中的措辞相当严厉,接下来追述先皇、世宗、高宗、仁宗等人对朋党的态度,同时表明自己对朋党的态度也将由宽转严,他在批转的朱谕中说:是从前的朝官与退休的士绅:‘比周为奸,根株盘亘,情伪百端,皇考以扭转乾坤之力’方得廓清,却想不到近来故态复萌,是不是看他诸事宽大,以为又可以勾结行私?

    接下来他说:大不敬罪行,拟罪绝不应该如此之轻,说刑部‘该部平日里党同之陋习,为此尝试之巧术,视朕为何如主乎?’最后也是最厉害的,便是嫁祸于刑部堂官:载铨所犯之罪,当有国法相处,便是朕也不可请加修改。而今日刑部所拟,却是在载铨‘必不可救’的基础上,平添他的罪衍,而载铨不可救不在话下,连同刑部堂官,也要身陷罪衍,而不可自救矣

    最后的处置是:刑部堂官着交部严加议处,载铨之案,着另行具折议奏。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