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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敬的学者，应该首先是一个忠实于真相，然后才忠实于感情的人，这就是学术良知。如果首先被感情牵着鼻子，那么对于真相的追求就会被感情所左右，最后是为了感情的需要而歪曲事实，偏离真像。这才是对真相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历史人物负责，对后人负责。不过小诸葛张南江可不是个学者，甚至不是一个可敬的人，不过倒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政客。
其实乔夫确实一度曾经准备把满洲租让给日本，不过和满清的割让台湾并非一个意思。大体上是希望引入日本，在攫取东北利益的同时帮忙抵抗沙俄，顺带剿灭满清残余，在帮革命党赚救命钱的同时还能让日本把一个蛮荒之地开发成一块成熟的工业区域，到时候按照租期收房子白得一块东方鲁尔。不过日本可不是个草根租客，而乔夫想当个包租公也不容易，这肉包子分量再大也不能用来打狗啊。让吴宸轩来总结一下就是“小鬼子很黄很暴力，乔先生很傻很天真呐。”
熟知这段公案的革命党议会领袖廖立中是个谦谦君子，他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让国人多少有点难堪的历史真相，就是当时的革命党是基于这样一种态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乔夫鞠躬尽瘁的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
所以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也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否定乔夫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但是，对于乔夫的卖国未遂行为，仍然有大量的人表示了崇高的看法。基本的意思是说，正因为他的行为是高尚的、动机是积极的、目的是出自公心的，因此他的行为即便是卖国，也是高是尚的。这就是很令人费解的话，为了个人或是一部分人的目的而进行以国家利益为抵押的政治交易，理所当然地是卖国行为，如果不在道德上遭到谴责，至少也不应该被称赞为高尚吧。如果乔夫这样的行为都被称赞，那么，是不是袁世凯（当然这个世道让他也没捞着当卖国贼的机会）、李鸿章签订实实在在的卖国条约而变成民族英雄？这套道德相对论，缺点、污点都成了优点，说来说去，不就是“成王败寇”、“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翻版么？哪里是什么道德评价。不过这种道德相对论有种致命的弊端，就是经不起暴晒，如果摊到桌面上来给大家伙细细端详的话，就啥也不用说了，卖国就是卖国，再卖的理直气壮大义凛然也还是逃不掉芸芸众生的唾弃。
退一步讲，按孔子的说法“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乔夫错就错在“大德有亏”。其实，人是复杂的，有其多面性，尤其是那些在历史潮流之中搏击的历史人物更是如此，这就需要多角度多层面来评判。我们完全可以把乔夫的“大德有亏”及“小节出入”当成解读乔夫的一个角度和一个层面，没有必要仅仅为了忠实于感情而偏离真相。这样讲并非要抹黑乔夫，丑化乔夫，乔夫的功绩也不是他的污点所能遮盖的，平心而论，在困难多变的局势下，换其他人到那个位置上去，未必比乔夫做得更好。要想在世界上找一个全无私心、不会犯错的人也很难，这也是我们不必苛责前人的原因，才会多用同情的理和理解的同情去看历史人物。不过现在的张南江他们可不是给乔夫写传记，这会儿脏水都泼出去了，大戏也该开锣了。
“湖南常德一乡镇，一名革命党议员老爷因涉嫌残忍杀害婢女而被捕。经侦缉发现，该议员有虐待之恶习，经常收买贫苦逃荒人家的幼年女孩，收为婢女，伺机残害，现已在其家祠堂后院发现骸骨十七具之多，并有协助其残害少女之恶仆出首，供述起罪行，实是令人毛骨悚然。该议员在省谘议局会上疾呼反对帝制，解放生民，博得众人喝彩，却不知背后残害少女，禽兽不如。”
“四川绵阳某地共和党籍县长，巧立名目，摊派强收，中饱私囊之余仍不甘心。居然私设货栈，数度夜间指挥仆役盗取公私财物，侵占他人财产并冒称被盗抢骗取保险金，经抄检其家财过百万之巨，足足抵得其四百年之俸禄。据悉当年该位共和党先生号召乡里，共襄义举，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言共和乃是万世太平之基业。有记者访问乡老，得一谐语“大清万岁、共和万*税。”，乡民至今仍相信共和就是收税，说共和虽然不用给官老爷磕头了，不过这税也荏多，倒不如恢复磕头，或者能少交一点铜子。”
“山西议会发生武斗，会场上两派议员因观点各异，言语不合，继而推搡，乃至拳脚相加，最后椅子文件水瓶漫天飞舞，形如斗鸡，若非会议桌为花梨木制，重逾千斤，必然也被掀翻。前来维持秩序之警员亦有被殴伤者送医。据悉此次斗殴已经是山西议会本年第三次发生，有议员竟然带着国防军之钢盔参加议会，殊为可笑，复为叹息。”
“广东议会选举，舞弊贿选成风。据我报记者暗访，香山、东莞、佛山等地公开收买选票，均价一元两角，当街收买，银货两讫。见记者有意搭讪，收购者询问可有票源，并言汕头汕尾收购仅需要一元，韶关梅岭清远等地或者八角即可。因为急需，如果记者有选票，十张以上还可以加付给5角。记者后在投票站见监场警察、议会代表均在百米外饮酒作乐，当地会党人物坐镇，选票由学生仔统一画勾填写，投入票箱，路人皆习以为常。问之则曰，选举不就是出钱捐班嘛，不撒几万文怎么好当议员老爷呢？撒给大众比交给官府好得多啦。”
“安徽亳州议会一名议员借议员豁免权，经常当街斗殴，殴伤人命四条，伤者无算，人称议会武举人，有不忿着皆被当地警局以蔑视议员罪名收押，当地黔首干不仅不敢言，甚或不敢怒，已经到了不笑不敢上街的地步，乍入此地见百姓喜笑颜开，还以为清平世界哉，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云南楚雄一县长…..”
“共和已历十五載，优于帝制乃是有目共睹。但今日观中国之共和民主，似有重大之缺憾，名为共和，实则分裂，一乡一县，皆为独立王国，乡民只知有扒皮之县令，不知有共和之县长。部分议员立身不谨，行为不端，依仗豁免，恶行昭彰。省市两级议会终日里你争我夺，如同鸡舍，动辄拳脚相加，另外贿选成风，当选之议员不识选区，选区之民众不知所推举之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并非奇谭。更有甚者，刺杀议员、恐吓代表、收买票权，强行通过其议案，何曾有半点民主作法？如此共和民主，笔者窃以为或与满清帝制之黑暗相去不远。部分地区民众生活之困苦，百姓求存之艰难，与光绪宣统年间几无差距。”
新华党和周边的小党派在张南江、邹容等人调遣下也对议会民主等观念大抹其黑，其实也不要可以抹黑，现在的共和民主制度放在百姓圈子里就比津巴布韦大使白不了多少。陈天华等人趁机发动新华党党员小组广泛开展民意调查，对是否需要设立一个超然机构监管政府和议会的所作所为进行民调。结果绝大多数的市民和乡民都认为该有个机构管管这些个嘴上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官吏和议员们。可是现在的司法体系虽然能监管贪官污吏，能对刑事犯罪有侦破的只能，不过这些机关毕竟也是由公务员组成的，他们的信度如何保障？很多人都表示不相信官僚阶层的自我约束。那么剩下来的只好是新设一个机构来监督监察这些政府和议会机关了。有人提出了元老院作为最高监察指导机关，不过很快就发现不过是一个参议会的常务委员会而已。如果没有代表性，就不能服众，如果代表性能被接受的话，那么就是个缩小版的议院，最多文明点不至于动椅子互拍而已。
就在这种时候，新华党的新文胆，才不到而立之年的邓先贤横空出世，发表了《论共和与民主的辩证关系》、《立宪民主与共和民主》、《鞋子论》等文章，一时间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邓先贤在《鞋子论》中提出的一句著名论断，“鞋子合不合脚，不是看这双鞋子是从哪家店里买的，而是自己的双脚认不认它。同理，共和国体是民主制度，君主立宪也是民主制度，既然共和国体未必适合我们国家，那么君主立宪就真的是洪水猛兽，连尝试的机会都是触犯天条的吗？这共和店里卖的鞋子就一定是合脚的，若是不合脚那便是脚的问题。君主立宪店里卖的鞋子则都是桎梏，连看一眼也都是罪过，宁可削足适履也不能尝试别家，这是哪家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