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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昨天上完晚自习出来，我发现历史老师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就走上那幢斜顶大楼。他在看书，但我觉得他在等我。看见我进来，他就笑了。你想喝水吧？他指指桌上的茶杯，说你不在乎就喝我的杯子，我这刻没病，向毛主席保证。
我没去拿茶杯，站在办公桌前。窗外飘起了小雨，办公室灯光柔和，我心里有种找到家的感觉。他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眼睛里闪着光泽。
他住在他父母的木结构平房里，一个房间隔成两部分，有个小后门。我不太清楚他父母的经历，只知道解放后某一年的某一个政治运动起，他父亲成了受管制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公职。到底什么样的人算作“反社会主义分子”，连历史老师也说不清。母亲先是在银行做职员，后也没了工作，在家做些缝缝补补的事。他们早就不在人世了。他家房基是个斜坡，后门石块垒起五六级，粗壮的黄葛树枝丫往邻居家伸延，那家人房子只有一间，就以黄葛树依岩石搭了个吊脚楼。
历史老师家后门还有棵葡萄树，藤叶蔫巴巴的，欠肥料欠爱护。他有个弟弟，在“文革”武斗中死去。他弟弟死后，那棵葡萄树突然蹿长，枝蔓四处勾延，缠着黄葛树，贴着墙和瓦片，枝叶茂盛，而且果红甜香。从树叶上掉下的猪儿虫也绿得晶莹，蠕动着肥壮壮的身躯，葡萄引来许多偷摘葡萄的人。
在月圆的半夜里，后门外面有怪叫和哭闹声。“是死儿变鬼，成树精爬在树上了。”邻居九岁的小孩，中午睡了一觉，揉揉眼，直冲冲走到街上逢人便讲。他满街满巷走，被赶回家的母亲当街赏了几巴掌，才把他从梦游中唤回，罚他在有齿的搓衣板上跪着。
大人打孩子，天经地义，看热闹的人只看不劝。就跟到江边看淹死的人、山上看无头尸体、路上看突发病昏厥的人一样。人们的眼睛一般都睁着，很少伸出援手，倒不是怕死鬼替身。生生死死疯疯傻傻本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每人早晚都要遇到。
历史老师说他有几个朋友，常在一起聚聚。“你来，你可听听他们谈文学。你自己来挑挑书看。”他的口气里真有种希望我去的意思，这是他第一次诚恳地把我当平辈。他们都是一群有同等经历或背景的人，几个人聚在一起，读书谈文，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题目。听自己改装的收音机，他们不像这里的一般居民，只收香港电台的流行歌曲，他们听别的节目，收别的台：美国英国的中文短波广播。这些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收听“敌台”这罪行，三十来年，都是要判重刑的，虽然到1980年已查得不如前些年那么严了，干扰音也不那么强了，但一提起这两个字，还是让人心惊肉跳。
这地方，暴雨若下起来，非常惊人，从山坡上能看见闪电和雷云，在江面狂飞，但暴雨不会长过十分钟。就跟重庆人胸中有气得出，气未出尽就收场。叫人受不了的是这个城市常年细雨绵绵，非要把每家每户的木家具霉掉烂掉，所有的虫类都赶出墙缝，凑热闹到餐桌前聚会一番，才称心如愿。
细雨下起时，石板的街面全是泥浆，滑溜溜的。雨下得人心烦百事生，看不到雨停的希望。冬季雨天特别多，买不起雨靴的人，就只能穿夏天的凉鞋。冰冷的雨水从脚趾往外挤，冻得浑身直打战。
细雨，有时细得变成了雾，在空中飘忽不落，看不清远处，更看不见江对岸，仅仅听得到江上的汽笛呼喊着，相互警告。
在这么一个细雨天，我顺江往山坡上爬，石阶不平整，好像一踩就会滑动。我戴了顶旧斗笠，竹叶已从折断的边框伸出根须，斗笠前檐成串滴水，必须身子朝前倾，雨水才不至于洒在身上。
历史老师家的门是假合上的。据他说，邻居是不去他家的。好像是有什么鬼祟？越可怕对我越是诱惑。我站在他家屋檐下，心里怕怕的，叫门。
等了好半天，也没人应。
我轻轻推门走了进去。一张妇人的照片端正地搁在书橱上，她的头发虽说是全中国一样的挂面式，但拢在脑后，漆黑油亮，椭圆脸，脖子边是件毛衣，外套了件粗呢的大衣。这感觉让我怦然心动。不用指点，我知道是他的母亲。和他像极了，她的神色像有话要对我说。
在屋角有个用水泥糊补起来的瓷瓶，看得出原有古色古香的鸟树山水。有一台老式唱机在紧靠书橱的独脚凳上。窗外的竹林，被雨打得青绿一片。过道有粗粗细细的竹竿，搁在横空的两个梁柱上，洗过的衣服串在上面，在这细雨天里耐心地阴干。
屋子里许多地方，椅子、床头、柜子都搁着书，还有报纸。他和他的朋友都嗜书如命。他们聚会时可以一晚上不说话，各人看各人的书，也会一夜吵闹不休，为书，为书中人的命运。
有好几次，我就这么在梦里去历史老师家。然后像他那些聚会的朋友们一样，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手里捧着一本书，听他们说话，整段整段背诵书里美丽的篇章。
也可能我胆小，见生人不习惯，也可能我心怀鬼胎，不想让他的那批朋友看到我，我从未去敲他的门。我只需做着到他家去的梦，就觉得每天的日子变得短促而好过一些。
“文革”开始时，我四岁，“文革”结束，我十四岁，十年有七年时间本应坐在教室里，大部分时间却在义务劳动：造梯田支援农村，在工厂垃圾堆里扒拾废钢铁，甚至夜里摸进工厂，偷好好的零件去交给收购站，换回一张交了废铁多少斤的证明条子。
每学期期末，专会打小报告的班干部们总是控告我，说我表现最差。我害怕鉴定上“品学”出毛病：“不热爱劳动”、“不关心集体”，或者“对国家建设不积极”、“政治活动不踊跃”。父亲站在最亮处吃力地读了，沉下脸不说话。母亲识字不多，看不懂，又不相信父亲说的，就去求人读，知道后觉得太丢脸，回来加倍发脾气。
我的鉴定一年比一年糟，有一年期末鉴定简直轰轰烈烈：资产阶级思想，看旧得颜色发黄的厚厚的小说，不止一次扯路边的花放在书包里；政治觉悟低，不愿写入团申请书，还说不想凑这无聊的热闹；从不愿向老师和班干部“交心”，不虚心接受群众帮助；团结同学不够，课间休息时间不接近群众。这是小组意见，依座位排的十四个同学互相就学期表现，提优点缺点，我不知自己为何就成了众矢之的。班主任意见一栏总是：同意小组意见，希该同学接受经验教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好像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历史老师，如果我记得不错，他是在我上初中的学校代过一周或是两周的课。但是我不会去注意他，正如他不会注意我。我那时不注意男人，他呢，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可注意的，恐怕至今也不认为我有什么吸引人之处。
如果他不会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如果他也像老师、同学、邻居，一样对我冷漠；不，他不会像那些人。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心里该充满感激，我想这便是上天对我不薄。
这个夏天刚开始时，喜欢捣弄无线电的三哥，不仅自己装配收音机，还喜欢帮人修理。有一天把别人不要的一个小收音机修好，给了眼睛不好使的父亲。
我从父亲那儿借来，半夜里调了许久，才听到历史老师说过的电台，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圣经》，里面一个温和的声音说着：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些话就是说给我听的，不然我不会如此激动，眼里噙满泪水。我是在那个偷偷收听短播电台的晚上爱上《诗篇》、爱上《雅歌》的。我不管这个神来自何方，只要他能走入我心中，就能保护我。我对着寺庙里的菩萨画十字，对着十字架双手合十，常被人笑话。有人指责我亵渎神明，我却不认为有什么错。
2
收音机报道，长江二十六年来最大一次洪峰，正从长江上中游涌向下游。我记得1980年9月还有一件事，是与这则消息在同一天宣布，婚姻法修改草案规定：法定结婚年龄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但党提倡晚婚，男女年龄相加应到五十岁。按法定年龄结婚，不会上法庭，自有主管单位惩罚你，因为你胆敢按法律行事。
可能天生营养不足，发育迟缓，我十八岁这年，别人还叫我“小姑娘”，我自己也并不觉得是个成人，虽然再过两年就到了法定结婚年龄。这个让不少人高兴的“重申婚姻法”，与我毫不沾边，男女之事，好像还离我太远。
每份报纸，只有四版，油墨与纸张的劣质，手指总弄得很脏。在石桥广场这样的不算小的街上，总会有木框或玻璃架将当日的报纸——《人民日报》《重庆日报》《光明日报》挂出来。玻璃框很少，因为有人砸，不是偷报纸，而是砸着好玩，跟砸路灯一样，晚上大多地方黑压压一片，只有野猫溪的几条街可见到路灯，说明这一带的无赖少年嫌疑最大，手还留自家情。就算每个街灯都能点着，南岸的大多巷子本来就没有路灯，落定在黑暗里，与亮亮堂堂的城中心不能比。
3
历史老师对报纸的关注，超过对身边发生的事。他说，上海的亭子间，巴黎的阁楼，不知出了多少作家画家，一个人的艰苦就是这个人的财富。不过他也说，一个人再强，你也强不过这个世界，你得不到本是乌有。他还说，瀑布一直在那里，无人知悉，直到河流把它显示出来。
我喜欢他这样对我说话，我觉得这些话非常深刻，太值得我钦佩了。这些字词，一定是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才运用，他说这种话和上课时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不由自主地想，他开始把我当作朋友，认为我可以懂得他的语言。
我对报纸兴趣增浓，这就是一个观望身外世界的窗口，我连边角小块文章也不滑过。报尾，常刊登一些大型文学月刊的栏目广告，有一天我读到北京的一份文学杂志《当代》三期的广告——报告文学《冬天的童话》。作者是一个敢讲真话敢对现实不满的青年遇罗克的妹妹，遇罗克坚持“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的立场，在“文革”中被枪毙。他妹妹写了他和她自己在那些年的不幸遭遇。
读到广告，我就从他那儿找来杂志看。边读边抄好些段落在日记上，很感动。还杂志时，我想和他谈谈，说到遇罗克1970年被枪毙时，才二十七岁，他突然叫我别再说下去，他的口气非常粗暴，好像这事与他有关似的。
这出乎我意料的举动，叫我大惑不解。当我与他把话题扯到别的事上时，他才变得正常了，不过极其冷淡。
那天下午放学后，从他办公室出来，我在学校围墙边的石头上闷坐了许久。除了我，我想没有哪个女学生会去找他说功课以外的事。论相貌教书，他不比其他的男老师好，有什么了不起？不就因为他知道我对他的感觉特殊，他就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对待我。我气愤又伤心，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我不必看重他，更不必理睬他。
晚自习的铃响了。是他的辅导课。
学生温习功课，有问题就向老师提出。有时，老师会针对某一普遍性问题，重新讲解。他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总坐在讲台上，看谁举手就到谁的桌前。他还喜欢坐在最后排，手里拿的不是讲义课本，而是报纸。他经常弄些模拟试题，发下来，让学生做。
那晚答考题，时间比背书过得快，两个小时的时间即刻就完了。趁着人多，我溜出教室，走在校内小路上，他竟赶了上来。
“你走那么快干什么？”他问。
“怕鬼跟着。”
“在骂我？”
“哪敢！”
“你这小鬼。你在生我的气。”他握住一卷报纸深深地叹息一声，“不过跟你说话，我不感到累。”
他这么一叹息，一承认，我不理他的决心，马上烟消雾散，无气可出了。不过，我走得仍旧很快。
他建议，从校大门口走。
“好吧。”我同意了，时间晚了，学生已走散，我不必故意绕开校门走。
那个晚上，我是第一次和他走得那么近。那近，是由于身旁没有其他人，月光照耀着倾斜的碎石子路，树叶在风中沙沙响。我们默默地走着，到应该分岔的路口，我侧过身，停了下来，想对他说再见。
可是他好像心绪很好，他对我说，他想等到下一段路再听到我说再见之类的话。他感觉出我害怕什么，我的脸在发烧般烫。我朝他看了一眼，他没注意，夜色把我的羞涩及莫名的惊慌遮住，我心安多了。
快到苗圃水塘，我站住，不往前走了。
“怎么，不愿意我送你？”他站在我右旁。他说这话时，我扶了一扶快掉下肩的书包带子，不料与他的手指碰在一起，头一抬，我和他的目光碰上了。
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靠得是这么近。这时，我低下了头，听见自己很轻的声音在说：“我快到家了。你请回吧！”
他点点头，说，“你还有一段路，别走小路。不用害怕。什么都是注定的，要逃要躲，效果不会太大。”
我背着书包，转身往坡下走，没有回头，直到肯定他再也看不见我时，才停下来想，他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
如果我回过头去，历史老师一定仍然站在路上目送我下坡。只要我朝回走，走近他，我一定能看见他的脸上那只有我能看见的悲伤，他的性格不许他讲出来。假若我能体谅别人，假若他能直接向我说出来，或许我们能彼此心灵靠近。
而我正被自己内心的欲望折磨着，盼望他握住我的手，把我抱在怀中，亲吻我。
母亲从未在我的脸上亲吻，父亲也没有，家里姐姐哥哥也没有这种举动。如果我在梦中被人亲吻，我总会惊叫起来，我一定是太渴望这种身体语言的安抚了。每次我被人欺辱，如果有人把我搂在怀里，哪怕轻轻拍拍我的背抚摩我的头，我就会忘却屈辱，但我的亲人从未这样对待过我。这里的居民，除了在床上，不会有抚摩、亲吻、拥抱之类的动作。没有皮肤的接触，他们好像无所谓，而我就不行。我只能暗暗回忆在梦中被人亲吻的滋味，就这一点，就证明我不正常。
历史老师没有，几乎没有碰过我任何部位的皮肤，可能他也害怕。
4
退水后，又长又宽的岸滩，沙泥里混着鹅卵碎石，趸船跟着水面下沉，锈黄钢缆绷紧在地面。被波浪凿打得伤痕累累的大礁石，狰狞地立在江水中。在涨水时让水手胆寒的巨石，退水时变成一个形如乌龟的小岛。
每年夏天，远远近近的人，都到江边较平缓的石滩地段去洗澡。我们不说游泳而说洗澡。下江洗澡的人，翻动着或凸或扁的肚皮，与江水游耍着。精瘦的小男孩们，打水仗，扔沙弹，一律光着身子。泊在驳船边的货船上的水手们，热得发慌，黑亮着一身皮肉，栽个迷头，泡进一江黄汤里。对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私人浴室厕所的人来讲，有一江水，不管何种颜色，怎样折腾都是福气。长江从上游高原奔流到四川盆地中央，在重庆这一段，水势已经不太急湍。但每年夏天江里仍旧淹死不少人。很多是洗澡特胆大的，也有船翻扣毙在江里的，被谋害扔到江里的，当然也有对这个人世满腔怨恨一头栽下水的。死得再光彩，走得再冤枉，都一样，长江绝不会被填满。
“快走喽，看水打棒！”满街满院吼声像锣鼓。几条街上的人，趿着拖鞋，捧着饭碗，顺坡跑向江边。
看死尸，是南岸人日复一日刻板生活少有的乐趣。在弹子石渡口下端的回水沱边，有个锯木厂。那儿水缓，岩石高，锯屑总把那一段江水搅成一种怪怪的浓汤。尸体沾裹着木屑，颜色不明不白，肿胀得像一段树木，很难辨认出淹死的是什么人。他们的衣服裤子早就被水流冲走，或是别扭地裹在身体某一段，虽然几乎赤裸，却不易看出男女。不过，只要奔来围观的人中有亲人或仇人，泡得发紫的脸，七窍里就会流出鲜红的血。
可惜，淹毙者“认亲认仇”的可能性不大。大部分尸体，从上游不知几十几百里外漂来，如果不在这肮脏的江湾靠岸，就会再漂上几百里几千里，到更远的异乡。但是，如果他们漂到岸边的时间，在淹死七天之内，还会维持最后一个性别特征：女的仰着，男的俯着。我开始知晓男女之事后，想起这些不幸者，心禁不住怦然一动：江水泡得那些男男女女肉烂骨销，不就是在拥抱他们，给他们最后的爱抚，性的爱抚？
在这幢斜顶楼两层的办公室里，我感觉到夜色紫里泛蓝，残留白昼的热气，附近水田里的蛙鸣把亮火虫吹出树丛，耀眼地飞舞。
当我一开口对历史老师说话，就感到高兴，他喝着茶，不时眯着眼睛瞅我。
三哥在江边洗澡的人堆里，又瘦又黑。母亲老是数落三哥：“你不要命，我还要你的命。”三哥的耳朵不进油盐，哪听母亲的？他的命是轻轻拈来的，随随便便耍的，我从来没见他破一点皮。
三哥身后老有两三个淌着鼻涕的小破孩儿，不管三哥理不理睬，仍涎着脸，提着松垮的裤衩，赤脚跟着他们的英雄。
大姐的第一个女儿还只有两个月时，三哥看着婴儿粉红的脸蛋好耍，趁打瞌睡的大姐不防，偷偷把婴儿抱下江去。他撒开手，让婴儿在江水中自个儿扑腾。大姐忽有所感地惊醒过来，跳下床，院内院外找得呼天抢地，看见三哥托着婴儿回来，湿淋淋的衣服还滴着水，头上沾着一根黄蔫蔫的稻草。“她不用教就会游。”三哥说，不把大姐的怒吼当一回事。
母亲气得脸色煞白，但也没有动手打他，晚饭照旧给他多添了一碗。
“水打棒，早晚的事。”大姐恨着母亲，臭骂三哥。
三哥瞪了一眼大姐，耸耸鼻子，就窜出院门，溜个没影了，准是下江去洗回头澡。
“老三，你回来。”母亲着急地叫道，“孤头鸟，没良心的家什。”
我的脚不听使唤，往堂屋外走。母亲一清二楚地对我说：“六六，你不许跟着去！”她急急收拾一个自己手缝的布包，里面装了换洗衣服和咸菜，赶回厂里去。她一周回来一次，总忘不了把我打整一番：绝对不准下江洗澡，单独一个人更不行，到江边看在岸边耍也不行。水里会伸出手爪，抛出套子。水不认好人，更要抓娃儿。
从我能听懂话能走路，母亲便不断地说水的可怕。我这个江边长大的船工的女儿，竟然从未学过游泳。沿江住的男孩女孩，没有一个不是好水性。而我，也从来不是个听话的孩子，偏偏听进了母亲不准下水的话。
我害怕渡江，说不出来的怕。尤其是节假日，人多，像牲口挤着，舱顶有救生衣，翻船往往就一眨眼工夫，谁能抢到救生衣？有次我下坡准备过江，正看见渡船翻在江中心：一江都是黑乎乎的脑袋，像皮球浮在发怒的江水中，一冒一沉，吓得我在坡上坐了下来。
历史老师没像平时那样，听我说下去，而是笑话我怕水，不敢游泳，说我喜欢给自己找借口。他说，游泳很简单。女孩子学蛙泳好看，说着他站起来，走向我。绕着我走了半圈，从背后抓着我的双臂，我的皮肤即刻火烧火燎。他的手大而温暖，非常有力。让我的手向前伸直，随着他的手一起划动。他的神态很坦然，以致他挨着我的后背时，我都没觉察出他的心眼。
突然明白后，我脸一下红了，气恼地甩开他的手，退后一步。
他板着脸说，你不想学就算了。
房间里真静，我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过了好几秒钟，我什么也未等到。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次小傻瓜，就往门口走。
“不多待一会？”
“不。”我说着走到门口，把办公室门的把手握住，“我把这门关上？”
“不用关。”他仍站在原处。
拉着书包带子，我转过身勉强笑了笑。他没动，两眼专注地看着我。“想来就来，要不要我送？”他说。
“不。”我说完，长叹一口气，仿佛想把胸中的抑郁怅惘吐个干净。
我走出那幢楼好远，眼里噙满泪水，他可能根本就不喜欢我，也可能就是有意玩弄我，就像小说里那种男人，骗女人上当，然后把女人抛弃。
他就是那样的男人！我在回家的路上把他恨死，决定今后再也不理他了。但在晚上躺上床时，我禁不住又想着他，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逃跑？是我不对。我抚摩自己的脸，想象是他的手，顺着嘴唇，脖颈朝下滑，我的手探入内衣触到自己的乳房，触电般闪开，但又被吸了回去，继续朝身体下探进，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传遍全身，我闭上了眼睛。
整个白天，我在努力拒绝回想与他在一起的情景，没有想过他一分钟。黑夜笼罩，一切归于寂静，历史老师的形象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如果那会儿他动手抱住我，我会怎么样，挣扎还是顺从？
我的脸红着，耳朵里老鼠在楼板夹层跑动，天窗外不知是哪家的婴儿在委委屈屈地啼哭。过了一阵，堂屋里有人在咳嗽。我轻脚轻手在床上坐起来，咳嗽声就停了，一躺下，那声音又响起，故意不让我睡觉似的。
堂屋有个樟木棺材，又重又大，是我家对门邻居程光头为他的老母亲做成的，用了他一个长工休假。棺材比我的年龄还大，我还在满地爬时，就在最里端的石墙一边搁着了，冷冷冰冰的，有一张不够长的塑料布搭在上面挡灰。里面堆了陈年谷糠壳，不知谁把一个不下蛋的母鸡放在里面，一睡就是几个星期，弄得程光头站在天井，叉腰跺脚骂爹骂娘。鸡主人忌讳骂棺材会落得晦气，但也迎着程光头对骂开了，好像是他的鸡受了委屈。
程光头是驳船上的伙夫，船停在江北维修，放假回家。清晨打太极拳，夜晚拉二胡，都是看不得听不得的水平。他爱摸自己剃剪的光头，不等头发长出，就要用剃刀仔细地刮掉。每回从船上回家，还未到院门口，就开始叫起“妈，妈”，一直叫进院门，跨入堂屋右侧自家门老母亲跟前才停止。他的父亲在日本人空袭重庆时丧命，母亲才三十出头，未改嫁，两只三寸小脚，独撑着一艘打鱼船在嘉陵江上，把他拉扯成人。母亲如今已是七十奔八十的人，病病歪歪，大都在屋里躺着。
婆媳不合，在这条街是家常便饭。可他家的情形有点特殊。他太有孝心了，半夜也会从老婆床上跑到母亲床前，帮母亲掖被子，怕母亲受凉。老婆后来受不了，一气之下住进纱厂集体宿舍。院子里的人听见“妈，妈”的叫声响起，就上前搭讪：“哟，孝子回来啦。”他笑嘻嘻地点点头。
盖得严严的棺材，母鸡在里面没有闷死也是怪事一桩。“文革”中程光头做过工宣队，去过北京，参观过先进经验，回来后津津乐道，是我们这一带最见过世面的人。那几年他把棺材搬回自家半截敞开的阁楼上。堂屋贴满语录、“忠”字、伟大领袖的画像。一大早他指挥院里人向伟大领袖做请示汇报，没有人敢不来。那时我还未上小学，我不会唱歌，声音细而尖。
除夕夜的饭菜太香，穷人家平时吃得节俭，过年还是有好吃的，藕炖肉骨头，盐炒花生米，特别是凉拌红萝卜丝，上面浇了平时不会有的香喷喷辣滋滋的辣椒油。但母亲不管我们有多馋，都不让我们先动筷子，通通赶出房间，让我们在冷飕飕的堂屋或天井站着。她一人在房内，天知道在干些什么，嘴里心里念叨着什么。母亲说不这样，祖先会不高兴。
“祖先都不在了，啷个会知道？”我不识好歹，姐姐哥哥们都闭嘴不说，我偏要说。
“乱讲，祖先这阵子就在我们边上站着。”母亲瞪了我一眼。
等一家人可以坐拢在桌前，母亲指着桌上碗筷说：“你们看，刚才筷子头朝外，现在头朝里了，祖先来过了。”
“来过了。”四姐附和。
“六六，你拿筷子改不改？”母亲逮住了我。我举着筷子，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茫然状。
“你看，筷子不能握在头上，在头上，你以后会离家远走，再也回不来。你拿近点，这样就总会待在父母身边。”
我的手移到筷子中部。
“不行，这样也不对，你耳朵生翅膀了，总听不见我的话？不能叉开筷子，叉开了，你守不住钱，会一辈子穷。像这样，拿稳，大拇指和二指压在一块。看你，教都教不转，得了，你今天先吃饭，明天给妈改过来。”
姐姐哥哥端着饭碗，埋头吃他们的饭，像未听见一样。
一到清明节，父亲有时一人，有时也带上我和五哥去山坡挖清明菜。小心摘，留住根。他说这样明年我们还可以摘到，饿肚子那几年就是连根也吃了，到现在野菜越来越难找。
这种野菜，奇怪极了，只在清明节前鲜嫩嫩，过了节就显出老相，即使是清晨露珠亮亮地滚动在菜叶上，也那样，有点像女人的生命。它叶不大，也不宽厚，生有一层淡白色的毛，茸茸的，一小棵一小棵。用清水洗净后，切碎，放入和好的面粉里搅混，用手拍扁，一个挨着一个，放在炒菜用的铁锅边上。待锅底水干，便揭开盖，把锅倾斜地在灶上转动。熟的清明菜有股清香，粘粘连连的，有个好听的名字：清明粑。
父亲叫我们吃清明粑时别说话，他的严肃劲和母亲祭祖先时不一样，有种让我们畏惧的东西。父亲远离家乡浙江，在战火连连、生死未卜的行军途中，遇到乡亲，才知道父母早已去世，他的祖先之魂，太远了一些，不容易召到漂流他乡的儿子身边。